1998年6月29日，中国以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2000年5月，ITU正式宣布将TD-SCDMA，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
其次是国家意志。虽然TD-SCDMA顺利地成为了国际标准，但当时产业链非常孱弱，包括几大运营商在内的市场主体也都是“在商言商”，希望能够采用具备先发优势的3G技术标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频谱问题率先得到了解决，信产部划分了155M频率给TD-SCDMA；同时，为了聚拢产业链，TD-SCDMA产业联盟正式成立；信产部还与发改委、科技部一起，耗资7.08亿元启动TD-SCDMA研发和产业化项目。虽然有了这些努力，但真正的突破点还是在2005年，三老上书决策层，并得到了相关批示：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上升为国家意志的TD-SCDMA，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出路。
2006年1月，新世纪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TD-SCDMA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水稻超高产育种等一起，被列为“十五”期间自主创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之后不到两个星期，TD-SCDMA被明确定为中国3G通信标准。再接下来开展规模试验、划拨研发基金、进行友好用户体验等，TD-SCDMA的商用化进程明显加快。
第三是模式创新。与很多单点技术创新不同，TD-SCDMA是系统性、全产业链的创新，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机制。在TD-SCDMA产业早期，成立了技术论坛，主要工作是标准的推介，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但随着产业化的逐步推进，TD-SCDMA产业联盟应运而生，联盟由大唐电信集团在内的8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
与论坛不同，联盟建立了理事会制度，通过秘书处来发挥作用。在联盟初期，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大唐来发，以IPR为纽带，大唐与产业链进行专利分享，到2006年的时候，联盟变得更加中立。知识产权是宝贵的财富，但如果从产业角度来考虑，大唐当时的做法是很务实也具有开创性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加速TD-SCDMA产业链的成熟。因为如果TD-SCDMA不成功，大唐是最大的输家。
在真才基正式接手大唐电信集团时，TD-SCDMA已经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征程，前景是一片光明。就连当时困扰大唐最大的难题——资金问题，也通过政府的支持和相关运作，由某家运营商提供的50亿元的资金也进入了大唐电信集团的账户。可以说，真才基这个“第一完成人”多多少少有些运气的成分，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两大败笔
2006年6月，一纸调令，真才基离开了效力6年的中国移动，出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和已经超期服役的前任周寰搭档。周寰当时还保留着研究院党委书记和核心企业大唐移动董事长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