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力量或将在未来几年重塑全球价值链。
本文为IPO早知道原创
作者|Em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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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40年时间里,整个世界的互联互通日益加深,中国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面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近年来日渐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有观点认为,世界已经陷入去全球化的逆流。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最新研究《全球流动:世界互联互通的纽带》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基于对贸易(涉及资源、产成品和服务的30条全球价值链)、资本、人员、数据、无形资产流动的完整评估,以及对大约6,000种全球贸易产品的分析,麦肯锡研究院认为当今世界依然保持着相互依赖的格局,通过商品、服务、资本、人员、数据和思想的全球化流动而彼此连接,并且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做到自给自足。可以说,即便是面对近年来的各种巨变与冲击,全球流动仍表现出强劲的韧性。
在《全球流动:世界互联互通的纽带》中,麦肯锡研究院共提出了五项重点结论:
一、知识与技能型流动正在推进全球互联。
商品贸易在历经30年的高速增长后,到2008年前后基本稳定,但无形资产、服务和人才流动已经接过了接力棒,成为推动全球互联的新生力量。2010至2019年,服务、留学生和知识产权(IP)流动的增长速度几乎达到商品流动增速的两倍。数据流动每年增长近50%。虽然中国目前约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5%,但在服务及无形资产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尚不到5%。
二、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做到自给自足。
目前,全球各区域都至少有一种重要资源或产成品其25%的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在电子、基础金属和化学品等多个产成品价值链中,中国都是净出口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所有资源和知识产权的净进口国。中国有超过一半的知识产权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矿产和能源资源需求也有1/4以上依赖进口。在某些行业,即便中国是净出口国,但通常也会从其他国家/地区采购重要技术。例如,虽然中国贡献了全世界80%以上的天然石墨提取和精炼,但仍要在一些关键加工元素上依赖其他国家/地区。
来源:麦肯锡研究院《全球流动:世界互联互通的纽带》
三、各个区域和行业都有来源高度集中的产品。
全球大约有40%的贸易是“集中化的”,即进口国需依赖于3个或3个以下的供应国;其中约3/4的集中化是由各经济体的实际国情所决定。在这些情况(约占全球贸易的30%)下,即使全球范围内存在多元供应商,经济体也通常只从少数几个供应国采购产品。
集中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的互联互通也会带来风险,尤其是电子产品和采矿。作为出口方,中国是“全球性的集中化”和“由国情决定的集中化”的来源地,其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口罩的集中供应方。以这三个产品为例,中国为全球提供了约70%至80%的供应量。
而作为进口方,中国也受到集中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具有“全球性的集中化”的商品中(诸如铁矿石和大豆),中国需要依赖少数供应国。
四、新生力量或将在未来几年重塑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始终处在逐步演化的过程中,未来10年,新生力量或将加速其演化进程。1995至2019年,在18条产成品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在其中15条的出口份额增幅都位居全球之首。且在全部18条价值链中,中国的份额均有所增长。然而,全球价值链也在不断继续演化。
麦肯锡观察到,政策制定者们正积极重构那些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价值链。但价值链的重构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历史上,全球价值链的转移都是逐步推进的。单个国家/地区每年出口份额的涨跌通常不超过2%,而整个价值链每10年内累计转移的比例也不过10%至20%。此外新生力量或将加快半导体和制药等关键领域的转移速度。
五、跨国公司是利用全球流动实现增长和打造韧性的关键。
全球流动对于各经济体的运行和规模各异的企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贡献全球约2/3出口的跨国公司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面临着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在某一市场的运营可能会在其他市场带来重大风险。跨国公司或可考虑采取如下几种行动方案:一是通过深入参与服务和无形资产等日益重要的全球流动,寻求增长机遇:二是通过业务多元化、建立更牢靠的供应商关系以及本地化运营等手段,增强自身韧性;三是发挥自身在全球流动中的核心地位,寻找机会塑造系统性韧性,通过“抱团取暖”实现多方共赢。
《IPO早知道》在近期对话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合伙人成政珉(Jeongmin Seong),共同探讨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产业链集中化对于世界、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成政珉认为,在短期内由于地缘政治、政策补贴、出口管制等因素,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可能呈现本土化趋势。然而长期来看,没有一个地区能够自给自足,世界仍然是互联互通的。对于由市场和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大部分产业,很难实现上游所有的供应链都转移到自己国家。
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国家而言,集中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规模化效应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集中化也可能导致供应链的突然中断。多元化和区域化都可以是解决方案。
对于疫情催生的“数字游民”,成政珉认为专业服务领域人才的机会更大。技术的变革是不可替代的,不仅是蓝领阶层会受到技术冲击,ChatGPT的出现也会让白领阶层受到冲击。关键还是人才需要终身学习来更新技能,再培训体系需要国家和企业的支持。
以下为访谈正文:
Q:IPO早知道
A: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合伙人、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
成政珉
“没有一个地区能够自给自足”
Q:此次研究中的一项结论是“没有一个地区能够自给自足”,但目前来看,在技术领域高速发展的产业(半导体、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等),似乎都在朝着“自己自足”的方向在演进,如何理解这种变化?这是长期的趋势还是短期的波动?
A:我们核心的观点:世界是互联互通。在下面这张图片中也可以看到国家/区域相互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具体到不同价值链的发展方向,还是会不一样,比如对于国家安全、国家竞争力关键的行业(比如半导体、矿业等,大约占15%-20%)可能会呈现自给自足的状态,一部分的价值链可能会移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对于多数供应链而言,我们仍然认为是由市场和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很难实现上游所有的供应链都转移到自己国家。如果所有供应链都移到自己国家,风险集中化也可能带来风险(比如地震灾害)。从决策者的角度,互联互通是更好的。
来源:麦肯锡
Q:如果从资本或者产业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集中度和增长速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比如增长速度快的新兴产业是否集中度会越高?还是越互联互通?
A:我们发现明星效果明显的产业集中度更高,因为有规模效应的存在,规模增大之后边际成本就会降低,比如知识密集型产业、电子产业就比较明显。
Q:你认为集中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是从供给(比如技术、人才、国家产业政策)还是需求(比如整个国家消费能力提升)?
A:两个都是。从供给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在某个地区生产某种产品拥有成本和效率方面的优势,它就会倾向集中化和专业化。从需求角度来看,像中国有自己的供应链,国内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因此中国的供应链也会呈现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产品实际是在国内实现了自产自销。
Q:在《全球流动:世界互联互通的纽带》中,麦肯锡发现数据的跨国流动增速接近50%,然而资本的流动却以7%的速度在下降(参考下图),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TeleGeography;世界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A:数据的流动通常是单向变动的。随着整个经济的数据化转型、渗透率越来越高,4G、5G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各种数据服务商和内容服务商越来越多,数据流动也更快速、便宜、方便。我们认为数据的发展速度会高于其他领域。
但是资本的流动不是单向变动的,资本是追求机会的。如果受到冲击或者监管风险,资本的流动就会下降,比如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的流动便发生了大幅下降。
Q:以半导体为例,此前,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Morris Chang)在美国的工厂成立活动上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接近终结,因而必须着眼于长期”, 你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
A:从商品贸易/GDP的比重来看,近年来确实增长缓慢,但我们忽略了这个指数本身已经处在了很高的水平。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来看,80年代这个指数在10-15之间,目前已经超过了20,并没有下降的趋势。除了商品贸易之外,我们也讨论过在目前这个时代,无形资产、服务和人才流动已经接过了接力棒,成为推动全球互联的新生力量。
短期来看,地缘政治、政策补贴、出口管制都可能导致产业链的集中化或者区域化,集中化是一把双刃剑
Q:有投资机构认为,未来的供应链不在以成本和效率作为最高优先级,“安全”取而代之,你认为短期内有哪些非经济因素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A:短期内像地缘政治、政策补贴、出口管制这一类因素影响比较大。补贴主要看能不能覆盖经济上的损失。
Q:就政策补贴而言,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在中国的补贴逐渐减少,你还有观察到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A:比如半导体行业,各个国家都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或者补贴,但是公司要把整个工程移到其他区域,这些补贴是否能覆盖经济上的损失就是个问题了。与此同时,新的区域也不一定能够有足够数量的工程师人才,人力成本也是很高的。
Q:在2020-2022这三年的疫情之后,全球的产业链在分散/集中程度变化最为明显的产业是什么?(比如从高度集中走向分散,或相反)
A:疫情后我们发现产业链的集中度提高了。像欧美在疫情内的一段时间内关闭了工厂,亚洲特别是中国在那段时间弥补了差距。在2021年及2022年,全球商品流动两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亚洲以及中国的供应链集中度在这段时间是上升的。
Q:报告中提到“集中生产是一把双刃剑 ”,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A:在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如何多元化是一个关键的方向。集中化本身并不是坏事,伴随着全球化,必然会有某些区域、某些厂家具有比较优势。但集中化可能造成价值链的突然断裂,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替代的供应商,生产就会停滞,这个风险就很大。我们认为全球化原因导致的集中化很难解决,但集中度高的40%贸易中大约有2/3是由国情决定的,这部分贸易还是会有其他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脱钩不是解决方案,多元化才是解决方案。
Q:你觉得中国在这2-3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比如中国整体的产业集中度或者某几个特定产业的变化。
A:中国实际上是全球集中度的一个来源,对于手机、电脑这些产业来说,中国都是集中化的来源。比如韩国对于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度很高,疫情期间中国工厂暂停生产零件会直接导致韩国的汽车企业停工,无法生产整车。在未来,如何多元化才是解决方案。
Q:有观点认为“全球化的互联互通可能被区域化的取代”,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A:这可能是一个方向,因为区域化可以把供应链缩短。第一波的全球化打造了非常长的供应链,但距离长了之后效率慢、耗时长,区域化的供应链更能满足快速变化的需求。目前从全球层面来看,除了欧洲和亚洲之外,其他区域的区域化并不明显。在亚洲的区域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非常重要。在电子产业价值链中,中日韩的贸易走廊非常大。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目前东南亚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对于人力资本的流动,专业服务领域人才的机会更大。关键还是终身学习,通过再培训更新技能
Q:对于人力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我们看到人才的流动似乎有“两极分化”态势——高技能人才可以通过“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参分工和价值分配,而本地蓝领工人则被迫受限于当地产业结构和工作机会,你的观察是什么?未来这一趋势是否会如何变化?
A:我认为对于专业的服务领域,会有更多远程工作模式以及初创企业诞生。疫情催生了数字化,对于工程/设计/艺术/律师/咨询这种专业服务领域的工作者可以通过远程来工作,这也会催生更多服务产业链的拆分。
技术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比如ChatGPT)。之前是蓝领,现在白领也可能被取代。最重要的还是再培训体系,这些员工的转型路径需要国家的支持,也需要企业提高再培训体系。
Q:产业受到技术冲击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吗?比如之前需要10年时间才会受到冲击的行业,未来周期可能只有3-5年就需要调整员工的技能。
A: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不一样,很难判断这个速度会不会更快。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通过研究终身收入的数据发现,如果个人能够不断学习新技能、探索新的工作机会,那么终身收入会有显著的增长。
Q:有学者认为,资本全球配置的效率会高于劳动力,进而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否会导致一些国家很难走出自己的增长瓶颈,进而吸引不到更好的人才。在疫情之后,人才可能又会重新流动,对于中国在产业链上的位置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A: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资本是替代人还是与人形成互补。资本配置比例的提高也会导致生产力的增加,整个蛋糕会更大,所以即使人能分走蛋糕的比例会减少,但因为蛋糕整体增加了,所以人能分到的其实也是增加的。这也是资本深化的过程,经济发展需要资本深化。我们观察到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中,有很多可以转化国内储蓄为有效投资,这就可以帮助劳动力提高生产力,进而打造良性循环,中国在过去30年便是如此。
Q: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未来一个阶段的主题是“走向全球”,比如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在设立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为面向全球化的企业。从要素的角度来看,从贸易、人力到资本的输出,你有看到什么国家的案例可供中国企业参考的吗?你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哪些挑战?
A:在不同领域中,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在无形资产和服务领域的参与度仍然比较低。如果中国企业要成功走出去,简单来说对于人才管理、资本流动、供应链生产和风险管理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目前也在撰写新的报告,具体的数据和内容可以参考我们接下来发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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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 对话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成政珉:全球化并未退化,没有哪个区域能做到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