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移动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手机号码越来越具有或者体现人身属性。囿于各种客观（各种APP注册、业务用联系方式）和主观（喜欢特殊号码）等因素影响，携号转网成为部分用户的硬性需求。原定于2020年全面实施的携号转网被最高层提前到了2019年。最高层对携号转网寄予如此厚望，无非是给用户提供最大限度的自有选择权，并最大限度均衡通信行业发展，推动通信行业改革创新。然而，要保障用户能够切实享受到最高层赋予用户的自有选择权，监管层还需要配套相应的管制措施。
一、迎难而上，监管层已经开打预防针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2019年信息通信行业行风建设暨纠风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特别提到，2019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全面开展携号转网工作。《指导意见》同时要求各相关单位，深化“携号转网”业务规范办理，不得擅自增设办理条件、人为设置障碍，不得利用“携号转网”实施恶性竞争行为。除了发布《指导意见》外，3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主持召开会议，部署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工作。此次“携号转网”部署会参会人员规格相当高，除了会议主持人外，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出席会议，中国电信总经理柯瑞文、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中国联通副总经理买彦州、中国铁塔董事长佟吉禄参加会议。陈副部长在部署会上指出，一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同配合，完善工作方案，确定好时间表、路线图，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按时、高质完成；二是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市场和服务，维护公平公正市场秩序，保障用户合法权益，确保携号转网业务健康良性发展。
相当知趣的三大运营商都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履行国有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一安排，全力以赴抓好落实，确保如期完成“携号转网”工作任务，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指导文件、部署会议，监管层正在加大落实最高层的携号转网指示。虽然三大运营商的表态都相当积极，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监管层也应该意识到了推进携号转网全面实施的难度。不管其中的困难有多大，携号转网的目标已经确定，而且必须完成目标。
二、错综复杂，实施携号转网并非易事
从2006年携号转网政策出台开始，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2年。但由于技术储备、办理过程繁杂等多种因素，携号转网一直以来没能得到广泛推广，而且成效有限。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6月底，开展携号转网试点的五省（市）共有超过45万用户办理了号码携带业务。其中，中国电信携入16.8万，携出6.6万；中国移动携入16.2万，携出25万；中国联通携入14.7万，携出16.1万。携入中国电信的用户最多，而中国移动的用户流失率最高。如果按照办理携号转网业务用户数量与当时的总体用户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业务办理率约为0.32％。应该说，这样的办理率还是非常低的。
2017年年中，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称，自启动号码携带试验以来，试验总体进展顺利。但通过试验也反映出一些困难和问题。2018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天津、海南、江西、湖北、云南五省（市）12月1日起，推出携号转网新业务受理流程，用户可发送短信进行携转资格查询。2018年11月22日，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宣布，本省将于2018年12月1日正式启用携号转网新流程。在新流程下，湖北省内将支持携号转网线上办理申请。用户可发送短信至携出方运营商，查询是否具备手机号转网资格，具备资格的用户将收到允许携号转网的“电子确认单”（短信授权验证码），用户凭此“电子确认单”可到手机号携入方运营商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手续。然而尝鲜的体验者表示，即便是所谓携号转网“新流程”，也并未如宣传的那样省时省力。至于其中的原因，当然是运营商提前设定了各种“合法”的转网壁垒。
